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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润公逝世33周年祭念。已经想了好几天,每次不想写的时候总是觉得该写些什么,即使蚯蚓钻出泥土来苟延残喘一番也好。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绅士们,和跟班儿加跑堂的港客们,坐在咖啡馆里悠闲地吃着下午茶,谈论着“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而润公也正和工人阶级一道在消失。
我一直以为只有华国锋和润公生前一个警卫员会记得每年诞祭两日去纪念堂看望他。今天特地在网上搜看了一下,原本以为自华国锋逝世以后,润公真将被人遗忘了,不想,还是有人惦念着润公的。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924704###
这篇文章在试图重新阐述对于那“十年”的定位,这是一种尝试。如里面所说,那10年“不是在毁掉,而是在新建。那是一代伟人的大手笔,只有真正的伟人才能有如此的胸襟谋略”,他试图通过这10年的革命,“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社会新秩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很对,以往我们的思路全被束缚在一条路上了,换一个角度去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看。正如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所说:
“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
但上面凤凰网论坛里这篇文章的有一点也是容易让人诟病的,即“伟人之所以被称为伟人,是因为他拥有一般人无法具备的大智慧、大胸襟、大才略。毛泽东便是如此,他的大智慧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前人。”
这样的论述缺乏理论依据,更像是一种歌功颂德。在我看来,润公并不是一个超越历史上所有前人的人,他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个人,而他骨子里的两种精神气质和当时时代的风云际会,造就了他的丰功伟绩。
这两种他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即执着的韧性和睥睨六合的气魄。如果没有执着坚韧的性格,就会像陈独秀一样妥协,像王明一样当个甩手大掌柜,就没有一支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队伍,就不会有五十年代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诚然,润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眼中的不一样,但我们所应看到的,是一位擅长近体诗写作的中国士人“认死理”、“执着坚韧”的性格。正如那个论坛文章写的,他“是孤独的”,“周恩来都无法及时领会”,更何况下面的人呢。
而另一种“睥睨六合的气魄”,则可以从他的诗词中品读出来。1925年32岁的润公就能写出如此气势雄浑的词句,这点倒的确是“前无古人”的。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十年后的《念奴娇·昆仑》中更是对质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而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更见润公的大气磅礴,怪不得郭沫若先生这样一条气吞日月的“天狗”也因着这阕词而被其气魄所折服,拜伏终生。同样的被折服者就是“索句渝州正叶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4)的柳亚子。究其原因,无外乎诗词叙述者男女位格的调换,也就是说,润公的气场太强大了。
建国后不久,由于当时残余的资本主义尚未消灭完了,他继续执着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4)的方式,羡慕曹操“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河》1954夏),直捣袁氏老巢,终于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60年代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可能对社会主义世界构成的巨大负面影响,润公终于在1965年寄笔寓言,才写出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赫鲁晓夫这种倒戈西方的做法,在润公看来,正是在严重撼动社会主义的根基;而有担忧国内“修正分子”策应,所以必须加快步伐,“试看天翻地覆”。
最后还是值此祭念润公。
最后看一段润公的书法。嘿嘿,我也爱上欣赏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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